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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1-07 12:00:25   原文来源:中国财经观察报

改革是项系统工程,其实施和在经济上获得“改革红利”也需要一定时间。但如果不能及时到位,就会影响到原拟的能源构成优化目标。

进行供应侧结构改革、优化能源构成是经济持续发展和环境改善的必须,而目前最适宜着手的是降低煤炭使用量和污染、增加新能源中的风力和太阳能发电。我国在这方面做了许多工作,成绩斐然。新能源消费量在2005~2015年间的年增率达44.1%、2016年的年增率达33.4%,远高于相应的世界同期值16.1%、14.1%;2016年中国新能源消费量达86.1×106toe、占世界的20.5%,高于美国的相应值(83.8×106toe、20.5%)而居世界首位。可以说,中国在新能源的发展速度和消费量上均为世界领先。

中国的巨大进展与目前许多发达国家新能源发展趋缓、甚至在削减温室效应上出现的倒退(如美国)呈现出明显对照,中国在环境保护和致力推动能源优化上的努力得到国际舆论的广泛重视和赞扬。

电力的弃能现象及其负面影响

回顾近20年来新能源发展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不够合理的补贴政策使新能源利用率走低

对作为新生事物的新能源给予政策性优惠和扶持是完全应该的。实践证明,最有效而公平的扶持是对其相应的基础性研究和由实验室走向市场的中间性放大样予以政策引导和资金支撑。许多国家强调降低市场准入门槛、降低各种税费,而不是直接给予其产品现金补贴。

即使对成本超过上网电价的风电、光伏发电给予补贴,也要限定在一定时间后减少补贴量以至完全取消,以此来力促其降低成本。但我国对许多新能源企业的补贴却直接体现在其产品产出,甚至是设备、产能的建立上。导致在实施过程中出现了不少骗补现象,企业为拿到眼前的补贴蜂拥而上。

在光伏产能上无论是上游多晶硅还是下游的电池片等都出现过热扩张,产品大量出口后又导致“双反”的高关税拦阻,陷入被动局面。许多企业“跑马圈地”,出现圈地与实际建设、装机容量与实际投产量和上网量间的严重脱节。甚至在招标中出现大部分投标值明显低于标底的怪象,带来质量降低、缺乏运维,以致出现风塔腰折、脱网等事故。

中国的能源补贴来自政府(包括相当部分要出自已经负债累累的地方政府),过大的补贴量使政府无力兑付上网补贴而长期欠补,这更使企业加大了亏损状态。

反思在新能源发展中的问题,从业者总抱怨对其“革命”支持不够,而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可再生能源中心主任任东明却指出:“最直接、最根本的原因是针对可再生能源的有效需求严重不足。”

实践证明

当经济发展的需求和基础设施条件尚不能匹配时,在补贴推动下蜂拥而起的风电光伏装机量与有效需求相差较大,此时强行消纳其发电量对供应方和接受方都是不利的。

正确政策选择是对其引入发电配额,加以引导调节。接受这一类意见,国家能源局在3月发出《可再生能源电力配额及考核办法(征求意见稿)》,对不同类型的新能源区别对待,促进其市场化有序运作高质量发展。

对新能源补贴和上网的硬性规定影响了能源的正常高效运行

为尽量保障风电、光伏等新能源的上网,某些部门强行规定电网对其的接纳量。为此只能压缩已建电站的发电小时和发电量。据中电联披露:

2016年全国弃电量大于同期三峡的发电量170千瓦小时;全国火电平均利用时间仅为4165小时(利用率47.5%),这样使电厂(包括一些节能指标先进并达到环保要求的电厂)无法正常运行和保持盈利。

加上一刀切式的煤炭去产能,使其用煤价格大幅度上升,火电成本被迫大幅上升。多种外加的困难条件使火电雪上加霜、经营难以为继。

形势的发展甚至使水电、核电也被拖入弃电、限电之中(这之中还有某些消费区为部门利益而拒收外输来的电力的影响)。以2016年计,弃核(电)率达19%。这些耗费巨大投资经长期艰苦努力建成的能源基础设施需长期相对稳定的产出才能逐步回收成本产生经济弃效益。这样打乱了其生产(不定日期的被迫限电)和经营的节奏,产生了相当大的负作用。

过高的以气代煤指标带来了负面影响

强大的环保压力迫使减煤运作加快。我国大型煤电企业在达到环保指标降低煤耗上取得很大进展,许多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难点出现在分散用户的散烧煤,特别是冬季取暖用煤上,而压力最大、要求最迫切的是包括京津冀在内的东部平原和河谷地区。但解决此问题的思路却局限于“煤改电”“煤改气”上,不少地方甚至划出“禁煤区”。

2017年是“大气十条”计划后最后一年,由于多年进展迟缓,完成该计划的压力集中在这一年上。2017年初河北省计划煤改气184.5万户,但层层加码的结果是要达到231.8万户,超原计划40.9%。但超过上年40%左右的供气从哪里来呢?类似的情况不同程度的呈现在全国大部分地区,这就给供应侧带来难以应对的困难。

进一步看,即使按《北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规划》的要求:取暖用煤4亿吨中2亿吨为散烧煤,2019年替代7400万吨需气500亿立方米,2021年替代1.5亿吨,大约需气1000亿立方米。结合全国对增大气消费量的多种迫切需求,所带来的压力也使近期的供应方难以承受。

不但多年未完成的指标压在2017年,而特别又集中压在其最后数月。8月多部委联合下发《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017~2018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方案》,本来应按计划逐步推行的能源优化被简化为一刀切的攻坚战“运动”。某些地区向上报出了“煤清零”的决心,甚至出现“谁卖煤就抓谁、谁烧煤就抓谁”的恫吓性标语。搞形式走过场的突击难以保障用气设施的安全,也使部分居民陷入无法取暖的尴尬境地,违背了中央政策的初衷。

按单位热值计算中国天然气价格约为煤炭的4倍。按现有的补贴政策,某些完成煤改气的居民反映因为气价太贵而不敢一直开着气,即使如此一个标准家庭仍需5000元,比原来2000元的煤取暖是太贵了。因而政府要给每户1200元的气价补贴。除了负担基建外,政府还要实施给新添的燃气设施补贴、气和电价按谷价计(而实际多与峰期重叠)、不实行阶梯价等优恵措施。如此沉重的负担也给地方财政以难以承受的压力、难以为继。

为渡过气荒,政府首先采取的对策是“压非保民”,今冬限停供气的范围达到历史最大。石家庄市要求主要供气企业配合“停止所有洗浴中心用户用气”“对各级机关、企事业单位、商场超市、写字楼、文体娛乐场所等公共建筑实施限量供气”。山东重要工业城市淄博也是北方著名的瓷都,以2017年10月计因断气而使建陶类企业、生产线、产能分别被压减80%、73.5%、70.2%。而到深冬时这一比例会更大。气荒严重影响了社会和经济的正常运行,有些企业将陷入整个冬天停产的困境。

为了应对气荒国内的产气企业都在尽力增大产量,力图“额外”再多生产气。此任务主要落在“三桶半油”上,而主要措施便是加大油咀和生产压差,以使当前单井产量高于开发计划的指标。而业内人士都知道这会使次年的冬季增产更困难,进而降低油气田的最终采收率,使后期的成本加大,甚至使一些本来可经济开发的油气难被采出。

在全国上下各部门的努力配合下终于了度过了这次空前的气荒。发改委某负责人说是“有惊无险”,负责具体调配的工作人员说是“疲于奔命”。

气荒形成的原因

2017~2018年冬季的气荒是空前的,正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其成因也是多方面、深层次的。对此,近来已有不少人对其形成原因作了全面的讨论,这里仅就与本文立题有关的两个问题再做些分析。

国内近年天然气生产的增速明显下降并一直低于消费量的增速。

数据

2005~2010年其生产和消费年增率分别为14.2%、30.7%。

2010~2015年以上两数分分别为5.6%、11.9%。

2016年以上两数分分别为1.5%、7.7%。

2017年产量增长8.5%、消费量增长达15.3%。

这使在年中期就出现消费量“淡季不淡”“有峰无谷”的情况,以致要求土库曼增加出口并占了原订冬季的供气量指标,业内发出了该年“冬季气荒将更加严重”的预警。在这个背景上又出现了些供应上的意外:入冬后中亚天然气进口管线输气量间歇波动加剧,大幅降低了出口的日供气量,2017年減量约3000万立方米。2018年1月土库曼进口天然气同比下降14%、环比下降4%,乌兹别克和哈萨克进口环比分别下降42%和24%。这使相关管线必须实行更严格的限供,坚决采取“到量(按实际进气量分配的管线各出口供气量)关阀”措施。

此外,原定冬季可投产的中石化天津LNG接收站因故推迟到2月初才正式运行并逐步加大其处理量,因天气原因使唐山、江苏的LNG接收站多次影响接卸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进口气的实施。2017年天然气进口量陡增46.%,其中55.6%为LNG。临时在国际市场上大量购买LNG大为抬升了其价格,2017年12月达10.48美元/MMBtu,同比上升40.9%。但这些进口气因配套设施不全,部分难以及时到达用户。

作为天然气链短板的运输储备调峰能力和基础设施严重不足的影响越积越大,难以被每年所实施的力度不大的补救措施所抵消,使从供应侧以加大进口来保供的举措受到很大限制。到2017年底我国建成12座地下气库,工作气量仅占全国年消费量的3.6%,远低于国际平均值的15%或进口大国的20%。

这使冬季靠“压非保民”而勉强应对气荒的被动态势一直不同程度的存在并加剧,终因消费量的额外大幅度增加而出现了2017~2018年冬季的严重局面。

天然气供需矛盾突出日趋严重、内部结构失调的现象有着深层次的原因。对此已有许多讨论。笔者仅拟提出改革不到位的问题,突出表现在价格机制的扭曲上。

首先,中国天然气资源禀赋决定其生产和运输的总体成本偏高。过低的气价使上游生产者仅有微利或有时陷入亏损,直接影响到扩大再生产的能力。

其次,在天然气进口上存在价格倒挂:中亚气在新疆口岸价为1.29元/立方米,而当地非民用气门站价为1.05元/立方米,到上海加上运输成本也比门站价2.08元/立方米高。2013年从中亚进口亏损282亿元。这迫使各公司要用石油生产所获得的利润去支持天然气的发展,近年油价大跌,石油公司上游的亏损更使天然气上游发展缺乏动力、使基础设施建设缺乏资金。

第三,世界各国天然气消费中民用(居民和商业)气价格偏高,这是其用气的不可中断性和为之供气所需的高昂服务费用所决定的,也是符合市场运作规律的,但我国却相反。我国民用气在消费构成中占较高的比例,实际更加大了民用气价过低的影响。

第四,我国的峰值峰价和民用气阶梯价格政策一直没得到很好的贯彻,即使有些试点区其价格差也不能真正反映供给方所付出的成本。特别是今冬,各地为保供而在国内外以高价紧急采购的天然气(包括LNG)却被迫以限定的平价出售,使企业今后更缺乏储备保供的动力。

上述多方面的影响使天然气工业整体上缺乏资金和发展动力,特别是无力进行耗资巨大的调节(联络)管线和储气设施(包括LNG专用码头和其配套的储库群及再气化系统)建设并保障其运行。在今年两会上发改委负责人透露将建2亿立方米左右的调峰机制,其中1亿立方米左右由“三桶油”完成,“另1亿立方米压实到地方责任”。

气荒等一系列事件表明,违背市场运作的机制成为天然气工业健康发展的拦路虎。天然气改革难以深化的突出表现是没能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没能在强调政府宏观调控、对违法违规(包括环境保护)进行监督的同时为不同企业创造适合的营商环境,放手让市场的优胜劣汰去推动能源构成的优化。当人民币汇率这样关切经济全局健康发展的大事都可强化其市场机制时,有什么必要再坚持气价扭曲这一计划经济残留的阵地呢!

深化改革的形势要求我们,把中国天然气产量消费量的增长和结构优化纳入全国经济从高速发展向高质量发展转型中,更加注重其发展的质量而不是单纯的增速,依靠科技创新和市场运作实现发展中新旧动力的转换。笔者强调指出,改革也是项系统工程,其实施和在经济上获得“改革红利”也需要一定时间,如果不能及时到位,必然使“十三五”计划和环保所要求的天然气发展目标难以落实,进而影响到原拟的能源构成优化目标。

从目前的实践和认识看,各方面一致的是必须加快能源构成的优化,但有所分歧的是这个过程需要多长时间(或者当前能达多高的速度)、用什么方法去完成。这就必然涉及能源发展的战略问题。

改革是项系统工程,其实施和在经济上获得“改革红利”也需要一定时间。但如果不能及时到位,就会影响到原拟的能源构成优化目标。

能源发展的因时因地制宜

我国目前尚居能源的煤炭时代。能源优化的进程不但受限于我国的资源稟赋,也还在相当程度上受限于体制改革的进程和能源科技水平。我国的新能源在装机总量上可居世界前列,但有许多核心科技上却还受制于他国,在其与替代能源间的市场竞争力上尚有很大差距。在这样的条件下,我国想在短期内达到石油时代后期的能源构成水平则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关键是要创造必要的条件。实践多次证明,欲速而不达,就像要预定十天的饭却令久饥之人两天去吃完一样,会违背解困的初衷。

在我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资源和经济发展水平相差很大的国家特别要强调因地制宜,切忌不顾实际情况的一刀切。这种差别突出表现在地缘上的东中西间、南北间,也表现城市群与边远乡村间、沿海与内地间。每个特殊的地域可能有其能源的特长,也会有其特短。进而言之,发挥特长避免特短就是优化能源构成提高能源效率的初衷。为此,笔者强调不仅要有全国的,也要有各大经济区甚至各省的能源发展战略和发展规划。应该要求全国一盘棋、有统一的方向,但也要允许有各区的特点、发展重点和发展步伐,在统一的能源构成优化大方向上有各自的能源构成模式。

笔者强调,应以农村和偏远地区能源构成优化为19大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服务。有了这样的指导思想,可能就不会在华北平原一方面为难以禁止的大量桔杆被弃置燃烧而发愁,而另一方面却出现因强令煤改气而无力将管输气和进口LNG导入分散的农村居民点的尴尬局面。因地制宜的发展战略与搞地方保护主义有严格的不同,如我国南部在强调油气煤贫乏的同时,从能源国产供应上则应强调沿海核电站的布局、强调西南地区大型水电群的西电东输,就不会有江西省拒绝接受长江上游水电群的高压输电线路的怪事。

多元化是能源发展的必然

新能源之特别有生命力就在其新。目前仅有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地热能进入其报表。可以预见,本世纪中期他将大为突破上述局限,许多目前尚在实验室研究、甚至若干仅为理论设想的能源类型将在本世纪末进入规模性的商业生产。

氢能就是一个实例。作为能源和燃料电他,氢能己在若干发达国家进入实用,我国也开始将其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建立了一系列的制氢和加氢站,数十家产学研单位成立了中国氢能。此外,某些风力和光伏电站可就近生产电解氢、氧,他可充分利用高峰产出期难以输入电网的电量。

生物质能这一人类最古老的用能方式,现今以全新的姿态进入商业性运营并以多种形式参与能源供给,其贡献将日趋加大。我国生物质能的现代利用开始较早,虽走了一段弯路,但却在很少得到直接财政补助的条件下顽强发展。这使他以“接近燃煤的价格、接近天然气的排放”而具有适应市场要求的生存能力。从而在今后环保要求强化时更具有大发展的潜力。2017年我国有一定规模的生物基燃料生产、供热服务企业已逾千家,小型企业近万家,每年生物质成型燃料用量超过1000万吨且以年增率大于50%的高速增长。这进一步启发我们能源构成优化的道路、方法是多元的,消除雾霾也不一定只是煤改气。即使在京津冀地区的偏远地区的县、镇也可利用其经济合理运输半径内大量的生物基能供热,特别是发展热电联供。

生物质能的商业利用传统项目是生物基燃料乙醇。目前全球生产方式还主要依靠由玉米、木署、甜高粱等粮食作物,为消化陈化粮、重金属超标粮、霉变粮,也为调整粮食构成创造了条件。

业内更加关注的是以纤维素制乙醇的第二代生物基燃料技术,其不与粮食类作物争地和广阔的原料前景引人入胜。此种利用方式在美国和巴西已有重大进展,我国在某些项目上也达到先进水平,但在使其具备市场竞争力上还要做大量工作。我国在上述目标中也要求到2020年实现纤维素燃料乙醇5万吨级装置示范运行,2025年实现规模化生产,关键是要求开发出具有中国知识产权的成套技术。

全球2000至2014年地热利用总量的地热泵产能分别增长4.64倍和9.46倍,简便易行的中、浅层地热利用倍受重视。我国在地热资源利用上整体处于滞后状态,但近年已开始全国性的地热资源调查,显示有巨大的发展潜力。针对其特点,因地制宜的发展中低温地热资源利用,作为多能源互补的重要手段值得关注。目前在雄安新城的建设中已将其列为专题去研究,特别期待在东部农村地区供暖中发挥作用。

基础能源供应的多元化

油气发展中常规与非常规并举且非常规油气发展速度更快成为业内的新常态,而广义的非常规还可包括深和超深水油气、超重(稠)油、沥青砂和油页岩等。值得强调的是天然气的概念在实践中有所扩展:从地下资源上看还包括了二氧化碳、氦气,未来天然气水合物也可投入商业开发;从可燃气上看许多統计中包括了煤制气(甲烷)、液化石油气(LPG)甚至高炉煤气。

认识中分歧较大的是煤的未来地位。煤的大量非环保方式的利用带来许多负面影响。因而许多人望煤兴叹、恨不得去之而后快。实践验证了两个基本认识:

1、在本世纪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社会的发展和经济的运行还离不开煤炭,他作为一类宝贵的资源仍将做出巨大的贡献。从国情的基本面上看,这在我国尤为突出;

2、经过努力,特别是依托科技的发展和劣质煤从供应侧剔除,煤炭的生产和消费是可以逐步做到与环境友好的,我国的许多大中型电厂现在就己达到了环保和节能的要求。这种努力正是资源型经济转型和能源构成优化中必须完成的任务。

当然,在全国完全做到此点也还要有一个过程,他在任何国家都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在能源时代更替过程中,煤炭消费总量和在能源构成中的比例趋于减少是不可避免的。但这种减少是市场运作的结果,而应避免以行政命令方式规定某地区在指定时间内削减多少万吨这种一刀切式的简单关闭。未来煤炭作用的发挥还体现在其深加工上。

在水电上中国起步较晚,但却利用后发优势取得持续发展。仅以2006至2016年期间的水电消费量而论,世界的平均年增速为2.85%、中国为10.31%,由占世界的14.3%提高到28.9%、成为世界第1水电大国并使水电技术处于领先水平。而许多国家水电陷于停滞状态(美国同期水电消费年增率仅为0.87%),甚至局部兴起炸坝削减水电之风。我国在长江、黄河上游系统已建成的和继续建设的大中型水电站群令世界瞩目,与世界领先的超高压长途输电东送电网配合在能源供应上起着重要作用,部分电力还输往东南亚邻国。

与水电类似,核电也迅速发展。仅以2006至2016年期间的核电消费量而论,世界的平均年增速为0.70%、中国为14.54%,由占世界的1.95%提高到8.14%、成为世界第3核电大国。居世界第1位的美国同期核电消费年增率仅为0.23%。值得注意的是国外多年来一直存在反核电的舆情,有时此问题竟沦为选举中煽动民粹的工具。在日本福岛核电事故后此风又有所抬升,使世界核电大国法国、韩国的核电近年有略减之势。但中国一直稳步发展核电,以科技进步推动其升级换代。

能源消费结构的多元化

经济的发展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突破了简单的供应-消费对应模式,形成了复杂而巨大的网络。能源供应侧因地因时制宜的发展、能源获得方式的多元化必须在消费侧统一,形成稳定高效而同时又能适应消费量峰谷起伏的灵活供应方式。

众所周知,一次能源的相当大部份被转化成电力,而电网的平稳高效运行就需解决某些能源上网的巨大峰谷差问题,当他与消费产生的峰谷差正向叠加时保障供应的问题就更加突出。这就要求多能之间发展上的和谐互补、应用上的契合密切,从而形成现代能源系统的基本理念。科技发展所创造的云数据系统和澳门网上真人博彩公司平台使这一基本理念的实现有了可能。

经济发展的巨大不平衡性,高耗能的城市群和工业区的出现使能源供应和消费间的空间分离越来越大。人们的应对思路也很明确,即建设强大的能源输送网。但事情总有两面性,这种方式不但建设耗资巨大、本身运行耗能高,而且运行不灵活、更难实现上述的能源互补作用。于是另寻蹊径,建设相对分散的分布式能源。

多种新能源的发展、经济发展的区域均衡化和以城市群、城镇化为特色的发展方式为这一用能方式创造了条件。靠近供应区发展能源消费,在规模不等的大、小能源消费中心附近因地制宜的发展多样化的能源生产,成为优化能源布局的基本思路之一。

能源澳门网上真人博彩公司为变化着的能源供应侧和消费侧合理的互补式生产和利用提供了技术支持,依托大数据平台的智能化调节便容易保障能源系列的高效洁运行。能源的分散化、智能化为能源转型开辟了新路。

欲维持现代能源系统的高效持续运行,除了及时的调节调度外,蓄能是不可或缺的环节。正是从这点出发,被誉为“未来学家”的里夫金在其名著《第三次工业革命》中提出的五大支柱中的两个为能源澳门网上真人博彩公司和能源储存方式。他的实际应用关乎供应和需求两方面,要求双方的密切配合。

我国多种蓄能方式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油气的储备己有所发展,但与欧美相比、与需求相比,石油,特别是天然气的储备显得滞后。石油的战略储备水平明显低于IEA对其成员国的规定,对各级战术储备也缺乏明确的法规约束,更缺乏调控、进而无法具备影响价格的能力。致使在我国在国际市场上的话语权受到影响,这与我国作为世界头号油气进口大国和主要生产、消费国的地位是不相称的。如前所述,这也是缺乏调峰手段,使冬季气荒“常态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显然,能源储备运输基础设施的不足已成为我国能源系统明显的短板,为其创造适合发展的澳门网络博彩官方网站和营运条件也成为改革中必须解决的问题。对多种能源的蓄备,不应再限于“头痛医头”的被动应付,应从经济和能源转型、从能源发展战略的高度予以重视,既要有短期的应急计划,更要有中长期的发展规划,不能再走只重视能源数量而忽视其配套设施从而影响其发展质量的老路了。

不同国家有同的不同国情:有的国家(如日、韩)能源,特别是油气,难以自给,只能走依赖进口之路。美国能源(特别是油气)资源丰富,是世界名列前茅的能源生产和消费国,曾一度高度依赖油气进口,但得力于页岩油气的大发展,已经成为能源(包括油气)的净出口国并可能对国际能源市场产生重大影响。应该说,美国基础能源和新能源并重、充分利用清洁高效的基础能源(包括优质煤),坚持广义多元发展的“新能源现实主义”(New Energy Realism)是符合其国情、有利于其经济发展的。

中国和印度这样的资源禀赋特殊、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大国则必须走国内外两种资源并重的道路。首先尽力挖掘本国能源供应的潜力,基础能源和新能源并重,优先利用符合资源特点和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基础能源,这之中包括利用廉价的煤炭并尽力使之符合环保要求。同时注重油气公司的国际化经营运作,充分利用进口大国在供需基本平衡甚至供大于需的国际市场上的话语权保障油气的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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